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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文化·文学风景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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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品 人 生


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  (李敖)
缺陷者的鲜花 (秦牧)
一个人的世界(胡庆华
当你成了时间富翁以后 (岑济鸣)
戒 烟   (丁兰坪)
说说绅士 (程乃珊)
比金子还要重的 (朱利华)
落泪是金 (宗金)
最强大的是时间
春天的话语 (龙章辉)
人 生 是 路
上苍的眼神 (白描)
人生幸福三诀
父   爱 (白水)
你将怎样改变世界
什么都快乐 (三毛
人生自然的节奏 (林语堂)
美丽的心情
我属于世界 (沙人)
只因为年轻啊 (张晓凤
不要“情绪污染”(淡野抗
感觉生活(傅英会)
想做“水手”(吕先富
缪斯的左右手 (余光中
“忙”与“闲”
看谁的文章好 (李敖)
奇情与俗情 (李敖)
真诚相待 (林清玄)
生命的意义 (林清玄)
背影 (朱自清)
美术与人生 (林语堂)
实行的悲哀 (林语堂) 

 

 

 

 

 

 

 

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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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谁的文章写得好?
李敖


  十八年前我独居新店山脚,常在阴霾漫天的夜里,泛舟碧潭。那时候,整个碧潭是我的,碧潭的山水,一人夜游才勉强可看。一到白天晴天,人山人海一来,自然的风景,就一一都给杀掉,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里,改作文维生。
  作文是成功中学小毛头写的,施珂大哥在那里教国文,看到许多国文老师懒得改作文,就代我承包过来,每本一元,多多益善。居然有好几班的作文,由我标到。做地下国文老师,收入不恶,精神却痛苦,因为每赚一元,就得跟狗屁文章纠缠至少三分钟。我是乐观的人,可是连改二十本下来,就人生乏味,并且连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,也被洗脑得做不好了!
  我常常一边改一边想:什么原因使小毛头的文章写得这么要命?为什么文章竟写到千篇一律的滥套,写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,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?为什么文章写得一点也没个性,没有特色,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?
  照笑话说,狗屁文章有三类:第一类是“放狗屁”,程度最轻,是人放狗屁,还不失为人;第二类是“狗放屁”,程度稍重,是狗在放屁,但并不整天放,只偶一为之;第三类是“放屁狗”,程度最重,是以放屁为常业,整天放屁,一放而不可止。由于中国人相信文章是大业,是盛事,是不朽的张本,是富贵的敲门砖,是“天地之精英,阴阳刚柔之发”,所以古往今来,文章特多,狗屁也就三类俱在,臭不可闻。
  用狗屁来说明,实在不是骂人,而是一种评判标准。所谓文章,基本问题只是两个:一、你要表达什么?二、你表达的好不好?两个问题是二合一的,绝不能分开。古往今来,文章特多,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,就是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。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,韩愈就是老大,他是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头牌,又是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大将,承前启后,代表性特强,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,你会发现读不下去。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:一、他要表达什么?答案是:他思路不清,头脑很混,他主张 “非圣人之志,不敢存”,但什么是圣人之志?他自己也不知道;二、他表达的好不好?答案是:他好用古文奇字,做气势奔放状,文言文在他手下,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,用一大堆废话,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,表达得实在不好。
  糟糕的还不在文章不好,而在不好却不知道不好,还以为那是好。这就表示了,中国人评判文章,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。以唐宋八大家而论,所谓行家,说韩愈文章“如崇山大海”,柳宗元文章“如幽严怪壑”,欧阳修文章“如秋山平远”,苏轼文章“如长江大河”,王安石文章“如断岸千尺”,曾巩文章“如波泽春涨”,……说得玄之又玄,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,山一大堆以外,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里?好的标准是什么?
  又如林琴南说他的文章是“史(记)汉(书)之遗”;古文大师章太炎却大骂林琴南吹牛,说林琴南的文章,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。章太炎又说:“当世之文,惟王恺(门内岂字)运为能尽雅,马通伯为能尽俗。”其实一切摊开,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?文章只有好坏问题,并无史汉传奇雅俗的问题。文章的好坏标准,根本不在这里。
  做为新时代的中国人,我们评判文章,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,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,什么雅俗标准,什么气骨标准,什么文白标准。我们看文章,要问的只是:一、要表达什么?二、表达的好不好?有了这种新的标准,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,都可以去他的蛋;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,都可以叫它狗屁。
  这种新的标准,可以使我们立刻变得气象一新,开拓万古心胸,推倒千载豪杰。任何文章,如果它不能使我们读得起劲,看得痛快,就算是史汉的作者写的,又怎样呢?我们决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,却人云亦云的跟著说它好,或歌颂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几大家,我们该有这种气魄: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,不好就是狗屁!我们该敢说我们心里的话,当你被一篇滥文章烦得要死,你除了大骂狗屁,还能骂什么呢?
  为什么中国文章中有这么多狗屁呢?这得先回顾一下中国文章史。
  中国文章,一开始不是文章,而是“诗歌”,那是春秋以前的事。诗歌是当时白话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产物,当时的写作技巧很单调,最喜欢用单字重复来绘影绘声,描写黄莺,就来个“其鸣喈喈”;描写桃花,就来个“灼灼其华”,很少会变花样。我们读《诗经》,看到的,多是这类原始的表达法。
  这类表达法转到战国以至汉朝,变为“辞赋”,辞赋开始变深了。那时候政府的命令是辞赋,命令下来,深得小公务员都看不懂,大家只好拖死狗。政府没办法,就奖励大家研究这些难念的古文,谁念得好,就给谁官做。这种奖励,就是科举的起源。有了科举,就可以凭写文章做大官,中国人这么喜欢写文章——写讨好政府喜欢的文章,骨子里,其实有制度的背景和遗传在。现在的高普考大专联考,不过是科举的摩登化,片言点破,一切可如是观。
  辞赋表达法带给中国文章大分裂,就是白话和文言的大分裂。这种分裂,到魏晋南北朝转为“骈文”,骈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,中国人这时候,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,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,做作极了。因为太做作,从隋唐到北宋,文章转为“古文”,古文一方面说复古,一方面也创新,虽然南宋以后,有“语体”出现,开始把白话和文言合流,但以文章正宗论,还是古文的天下。于是,从韩愈到曾国藩,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,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。
 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的工具,它跟白话分裂,写出来,是活人说死话,说得再好也是“古文辞类纂”。到了十九、二十世纪,有人开始突破,最成功的是梁启超,梁启超说他文章“解放,务为平易畅达,时杂以俚语、韵语、及外国语法;纵笔所至不检束。……老
辈则痛恨,诋为野狐。”
  梁启超虽被老前辈痛恨,诋为野狐,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,和司马迁、韩愈等一样,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。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,最后由胡远(大概是胡适印错)等的白话文代领风骚,中国文章,自此正宗白话化。
  不论多少老顽固老夫子抱残守缺,文言文是完了,文言文除了寿序、贺启、祭文、致敬电一套陈腔滥调外,已经越来越木乃伊,小毛头们没人要看文言文,也没人看得懂文言文,一切都得白话语译后,才勉强看看,应付考试和老师。但当考试和老师要作文的时候,小毛头就无法不狗屁。
  狗屁的原因是: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,胡适等人公开表示他们老一代的白话文是放小脚式的,提倡有心,创作无力;另一方面,白话文的起步一再误入歧途,他们走上“新八股派”、“新之乎者也派”、“旧的吗了呢派”、“新鸳鸯蝴蝶派”等错路上去,乍看起来,捧来捧去,仿佛成功,实际情形却是做人成功,作文失败。小毛头们在这种文风里长大,自然种屁得屁,要他们写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,又奇迹何来?
  奇迹来自李敖这边。白话文在李敖手里,已经出神入化。在中国传说中,五百年必有王者兴,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,因此我说:“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,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、李敖。”我深信,我这一辈子,其他的功德都不算,光凭好文章,就足以使我不朽。我“纵笔所至不检束”,把白话文写得气象万千,光芒万丈,这种中国功夫,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
  为了给这种中国功夫最新举证,我特别印了两本书——《李敖文存》和《李敖文存二集》,交给“四季”出版、“忠佑”发行,我希望小毛头人手一册,大力见习。说不定有一天,突然出了怪胎变种,把我推翻,那时候,自然我要让贤,把五百年打个折扣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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